三条战线斗争越演越烈奥地利国家陷入内耗之中如何振兴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部战争节节失利,内部民族矛盾彻底激化,曾经统治奥地利长达数个实际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彻底灭亡。而伴随着这个国家的灭完却让国内的政治文化斗争空前的加剧。现代的、进步的、“犹太的”红色维也纳与保守的、外省的、“乡土”奥地利之间的,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之间三条战线上的“政治”文化斗争。

社会阵营不仅代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从前奧地利自由主义力量的进步、解放、现代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纲领。这使得在两次大战之间和维也纳政治生活中,奥地利犹太人几乎把所有选票都投向了社会。社会人或许偶尔利用一下反犹言论,而且他们也可能反感犹太宗教,但他们承认犹太人是平等的个人。对维也纳的犹太人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了,虽然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身份,其物质利益受到社会主义政策的威胁。

但是,犹太人没有更合理的选择。其他两个阵营都是公开并且相当强烈地反犹的-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政策上。基督教社会党代表保守的“资产者”,即奥地利社会中的资本部分,结果一部分更关心社会秩序和财产之安全而非完全的社会平等的犹太人也支持这个政党。然而,塞培尔的这个党派的行动是从一种十分保守的、深受教会影响的社会立场出发的。该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至少是相关的言论,深深地打上了宗教关怀和对“小人物”的关切的烙印。它捍卫的是有产者的利益,但它又经常在说教中抨击“犹太人的”市场力量。它的经济和社会理想是社团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包括原德意志自由派的残余人员,就其支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反教权主义而言,它仍保留着过去进步主义纲领中的一些因素。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德意志民族主义是支配性的因素,“民族主义”阵营带有强烈的反犹色彩,而且通常是以种族标准来反犹。虽然“民族主义”阵营是三派政治势力中最薄弱、也最分散的一派,但它在奥地利非犹太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它那排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得其支持者极易接受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个资产阶级政治阵营,即基督教社会党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1920年后都坚决反对红色维也纳这个城市。因此,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斗争反映了“犹太的”现代维也纳和“反动”的阿尔卑斯外省之间的二元文化分裂。一方是“进步”的支持者,包括社会人、聚集于维也纳的“世界主义”(主要是犹太人的)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来自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的进步主义斗士;另一方的支持者是对奥地利社会持保守观念的传统主义者。后一方的核心是基督教社会党,但大部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也属于这一方。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可能原则上是反教权主义的,但是眼见德意志民族“文化”受到以“犹太”现代主义和“犹太一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响”的威胁,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内站在了教权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一边。

右翼思想家试图将奥地利的两个方面更为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理查德冯克拉里克提出了所谓德意志形态的天主教;奥特马尔施潘则鼓吹新中世纪社团主义的准法西斯论调。萨尔茨堡艺术节的组织者希望这个艺术节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试图以此将反革命的天主教社会思想(正如在叶德曼和萨尔茨堡环球大剧院中表现的那样),与自身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巴洛克式的、天主教的、南德一奥地利版本的德意志有机论民族主义结合到一起。这种思想模糊了天主教传统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界限,以便为奥地利反马克思主义的新联合提供方便。反犹主义则弥合了所有剩余的缝隙。

虽然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联盟,但全面整合保守主义势力的努力从来没有取得过完全的成功,因为教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世界观不是轻易能嫁接起来的。因此政治文化中存在三重分裂-根源于奥地利“资产阶级”政治内部的分裂,到20世30年代,这种分裂给一切旨在延续共和国的策略带来了致命的麻烦。

1927年火烧司法部及随之而来的屠杀事件之后,政治局势已经很凝重,保卫共和联队与卫乡团武装之间的冲突更加频繁。几周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对奥地利脆弱的经济和财政体系造成的打击特别严重,好几家银行倒闭。1929年10月,政府强行要求信贷局接管土地信用银行,此举带来了暂时的稳定局面,但经济持续恶化,1930年失业率上升到15%。

在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同时,宪法政府也受到了卫乡团的威胁,后者已成为追随法西斯路线的潜在的独立政治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府的日程上,关键事项是实现经济复苏、牵制社会,但“驯服”卫乡团、特别是其领导人物恩斯特吕迪格尔施塔亨堡同样是个重要任务。

1930年,约翰内斯朔贝尔政府为重新控制局面试图加强与法西斯意大利和民主制德国的联系,并在1930年4月同德国签订了一个贸易条约。与此同时,基督教社会党人在面对卫乡团的威胁时,首先是在9月试图将施塔亨堡拉入政府;此举失败后,该党在12月建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1930年11月,反对派社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41%的选票,再次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显然,对于资产阶级秩序派势力来说,要稳定局面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1931年3月,已改任外交部长的朔贝尔秘密同德国进行德奥关税同盟谈判,再次试图借此来改善政府的处境。关税同盟可能带来经济效益,也可能成为德奥合并的一个步骤,而朔贝尔及其德意志民族主义支持者和很多其他奥地利人都渴望德奥合并。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法国政府否决了这种变相的联合,并为此施加财政压力。此举导致的一个间接后果是1931年5月信贷局出现挤兑狂潮,这家银行实际上陷入破产,奥地利的财政秩序接近崩溃,德国的财政也受到重大影响,因为德国的重要银行在奥地利大银行中有大量投资。信贷局只好由奥地利政府接管,后者这时已得到外国的紧急贷款;然而,最初的崩溃摧毁了人们对奥地利经济残留的信心,并对德国的经济复苏造成悲剧性的破坏。于是,德奥合并问题再次困扰着凡尔赛条约后的欧洲。

信贷局灾难造成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私人武装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9月,卫乡团首领瓦尔特普菲里默试图发动政变。失业率一路飙升:1931年超过20%,直到1934年才稳定在略低于40%的水平上,很多失业者已没有了保险金。作为基督教社会党的实际领袖,塞培尔对组建另一个全体党派紧急联合政府的努力半心半意,而社会则拒绝加入,而且仍然期待在民主选举中取得多数。因此,1931年6月的布列什政府全部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包括卫乡团的乡土集团,这些党派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并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法西斯政权遥相呼应。

危机仍在加剧。1932年1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退出政府,不过他们的势力在缩水。1932年4月,民族社会主义者开始在省级选举中得势,而主要的失势者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5月,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组成由基督教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政府的靠山是乡土集团和来自农村的乡村联盟。急于取得进一步财政资助的陶尔斐斯终于在1932年7月的《洛桑条约》中得到了一大笔国联贷款,代价是放弃任何与德国联合的念头,哪怕是关税联盟。此举虽然获得了财政和政治上的帮助,但它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分裂,社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同声抗议对西方列强的“投降”行径。

条约虽然在议会勉强通过,但它没有给政府带来经济复苏和政治力量。社会期待着下一次选举,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加强宣传攻势和公开的暴力行为;而基督教社会党则对未来的选举忧心忡忡。纳粹(民族社会主义者)、保卫共和联队、卫乡团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准军事团体纷纷上街采取院外政治行动,投弹、开枪和一般的殴斗暴行此起彼伏。

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在奥地利取得选举上的胜利,部分原因在于卫乡团的竞争,不过德国纳粹以粗暴方式取得的成功给奥地利政治投上了阴影。奥地利的经济惨状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国家生存之可能性的怀疑,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资本的外逃。于是,德奥合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了,因此,希特勒的崛起对基督教社会党在奥地利的统治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陶尔斐斯断定,必须对基督教社会党的政策作根本性变通。塞培尔还是附和议会政治的,虽然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在塞培尔于1932年8月死去后,陶尔斐斯开始摆脱议会的羁绊。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为了应付纳粹的威胁,何况这种威胁的确存在。1933年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3月5日,纳粹及其盟友在德国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3月4日,当奥地利议会的3位议长纷纷辞职时,陶尔斐斯利用这个宪法体制上的偶然事故宣布议会停开。因此,基督教社会党对纳粹在德国攫取权力的回应远不是捍卫共和国的原则,而是抛弃议会政治,建立它自己的威权性质的、准法西斯主义政府:“奥地利一法西斯”。

陶尔斐斯把基督教社会党的整个保守纲领强加给这个国家。奥地利将按以教权为支持的社团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改造。5月20日成立的“祖国阵线”是个所谓的超党派组织,各色人等均被敦促加入该组织,只要他“效忠于”政府。维罗纳当民族社会主义者在4月份因斯布鲁克的市政选举中获得40%的选票后,所有地方选举都被推迟。针对陶尔斐斯的反纳粹举措,希特勒的回应是在5月底对所有赴奥地利的德国人征收1000马克的旅游税。

但陶尔斐斯没有向这一恫吓举动让步。被人亲切地称为“小梅特涅”的陶尔斐斯具有性情急躁的领导人所常见的好斗性格,他在对抗希特勒时博得了很多奥地利人的尊重,包括卡尔克劳斯。然而,对奥地利来说,一件不幸的事是,陶尔斐斯的勇敢没有政治智慧或远见来与之匹配。他仍局限在基督教社会党的狭隘意识形态中。尽管此时希特勒和纳粹显然正在成为奥地利独立的最大威胁,但他的回应是把社会的“威胁”当作斗争对象。

在针对议会的3月政变后几天,陶尔斐斯政府决心强化“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宣布保卫共和联队为非法组织。这部分是为了取悦墨索里尼-所谓的陶尔斐斯反德国威胁的“保护者”;但是,陶尔斐斯反社会主义十字军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的信念:必须为奥地利根除这个祸害。

仍然坚持民主制的社会主义者和明显反民主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之间奇特的僵局持续了几乎一年,在这期间,奥地利已按照保守的天主教面貌进行了再造。1933年6月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大大增强了教会对国内事务的影响力。9月,陶尔斐斯宣布建立新的等级国家,并将四丁字十字架当作新政权的象征物,这是奥地利教权一法西斯主义对纳粹万字徽章的回应。在同一月份,沃勒斯多夫建立了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早在1934年2月之前的1933年底,奥地利就已经成为一个威权制的社团主义国家,它既不容忍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容忍反对派社会。

与社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1934年2月12日,当天,政府武装和卫乡团-如今它是威权政府的狂热支持者-在林茨挑起了一场社会主义者暴动,而维也纳的社会领袖则号召总罢工。政府和卫乡团正等着这个彻底排除“奥地利一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机会,在随后的几天中,它们无情地做到了这一点。红色维也纳住房政策的象征性成就卡尔一马克思大楼受到遭到猛烈炮击。几年前,大楼的墙壁上还能看见子母弹留下的痕迹。2月15日,战斗结束,社会主义领导人逃往捷克斯洛伐克;2月16日,社会被废除,其基金被没收。政府军的阵亡超过100人,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损失更为惨重,仅在维也纳就有1000多保卫共和联队成员被杀。奥地利的内战几天就结束了,外省与都市奧地利之间的文化战争也随之终结。乡土奥地利征服了红色维也纳。奥地利共和国将被改造成某种新的等级制国家。

从以上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时三大党派的斗争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无端的政治斗争和损耗加之新上任的领导者许多错误的决定。国际外交处于弱势、国内斗争加剧、全新经济危机加重这些的这些然这个国际建立起一个新制度的过程必定是一波三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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